「六四」29週年:主動遺忘還是被動選擇 困在政治與金錢之間的中國年輕人們

「六四」29週年:主動遺忘還是被動選擇困在政治與金錢之間的中國年輕人們梓鵬BBC中文記者2018年6月2日,GettyImages北京人印小小18歲那年看完美國傳來的「六四」天安門影片,心裏滿是不敢相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90後青年陳誠對「六四」的理解,來自當年在北京當工人的父親。父親提起過,半夜裏「有解放軍跑到宿舍拿著槍指著他們」。他們的「六四」記憶,都是支離破碎的畫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遊行、靜坐、坦克上街;80後徐陽的記憶裏是學生被鼓動上街。從有限的官方解釋中,所有八零後九零後的中國大陸年輕人或許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詞。23歲的印小小到香港唸書,這個信息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沒有防火牆,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體系長大的同學一起碰撞和聊天,讓她對「六四」有更立體的認識:「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是一代人不願觸碰的傷疤。那一整波人的聲音,從此被藏起來了。」來自父輩和同學朋友處聽來模模糊糊的片段,當最終可以在牆外的社交網站上「大開眼界」時,一下子打開的閘門衝來無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信息,這讓印小小們「不敢相信」。再回頭看他們的成長,印小小發現,被主動藏起來的還有父母對政治的關注和勇氣。在北京的父母不願讓她接觸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險,雖然「六四」那晚街頭的槍聲是走過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記憶。相比有機會出國看世界的80後子女們,印小小認為她的父母們「視野相對狹窄」,他們經歷文革,對政治有著本能的恐懼。跟母親討論時政時,「我媽會說,你不要在公眾場合講這個問題,她本能的恐懼就出來了。」小小母親的恐懼,是怕因言獲罪。多年的政治運動的陰影在父輩那裏形成了默契,在家裏的飯桌上和朋友的飯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話題。但「六四」永遠是最大的禁忌。公眾場合,莫談國事。一家人要關上門,才能安心講29年前的故事。公共話語的嚴控90後是中國互聯網的原住民,一向「內事問百度,外事問谷歌」。百度的搜索結果給出了中國官方話語中對此「事件”的三句話解釋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駐守在北京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奉命平息暴亂。4日凌晨,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1989年後,在中國境內紀念「六四」從來不被官方允許。2012年以來,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控制越發收緊,中國的主流媒體被要求對黨絶對忠誠。多年來,在所有出版物和媒體上嚴審一切與「六四」有關的字眼和內容。任何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國內都無法出版。香港曾作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傳播政治書籍的自由港,大陸人會以各種方式,將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傳記和記錄歷史真相的書籍,偷偷帶回去傳閲。但「銅鑼灣事件」後,獨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這類書籍也逐漸從市場消失。圖片版權GettyImages互聯網興起的這十幾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陸社交媒體上,「六四」還可以被隱晦地紀念,在六月四日當天,蠟燭和各種相關的圖景,會被默默流傳。但如今「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等搜索詞已被徹底封鎖。取而代之的是,熱搜榜上的明星八卦。統一的官方口徑,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認知。有辦法翻牆的好奇者看到牆外的谷歌和YouTube給出不同版本的「六四」記錄片。陳誠說,當時直觀的印象是鮮血淋灕的場面難以想像。「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識地集體遺忘。」一代人的遺忘和主動失語89年,徐陽1歲。22歲時,帶著他從大陸聽來的「六四」版本:「資產階級自由化,部分掌權的官二代,利用手裏的資源獲取到了比較大的利益,然後引起了很多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和其它階層的聯合抵制和反對。」徐陽到香港讀書,一待就是7年。圖片版權GettyImagesImagecaption香港多年來一直有公開紀念六四的活動。但近年來,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悼念熱度開始降溫。今年30歲的徐陽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但他從不參加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他說幾個人的聲音,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不大。他說,「六四」是在中國大背景下發生的事。已經過去了,沒必要再拖出來鞭打,要汲取教訓。可以反思,但追責沒有意義。但徐陽也承認,中共並未從中汲取教訓。「如今的階級環境不一樣,有些事情已經發生,再重來一次,不會再這麼暴力和血腥。還會有74、84和94」。小小顯然不同意徐陽的觀點:連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何來反思?六四始末之——學潮乍起;絶食博弈;戒嚴之都;喋血長安;回到上海工作後,印小小現在還是不太會跟身邊人聊起「六四」。「未來就是一代人的失語。從此這個事情就沒有了。」00後四川少年張清和中國600多萬高考一同被淹沒在無窮盡的書海和題海。同往屆學生一樣,即使是培養學生愛國意識的思想政治課也被主科老師佔據。在家父母從未曾主動談起過「六四」,17歲的她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還是從記者嘴裏得知。還未踏入職場的90後,在大學校園裏嚮往可能的言論自由。22歲的王海在江蘇,她說已習慣政治選舉無自由,知道反抗無意義,也不奢求「因我而改變」。但最關注言論和新聞自由。25歲青年周州在上海,沒有翻牆的習慣。但她認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訴求,還是希望有消息自由。「希望不要封鎖國外的網站,」她說。防火牆高築後,中國本土的手機應用程式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贏得大量年輕人的喜愛。新興的流行視屏應用「抖音」讓年輕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娛樂和消遣。這是一個全民娛樂和消費的時代。年輕人花大量時間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舉一動牽動他們的神經。微博上常有粉絲掐架問題,他們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為自己的偶像站台。三十而立賺錢一心一意圖片版權GettyImagesImagecaption2014年的六月四日當天,一名遊客在香港重現89年的「坦克人」。小小說,她對中國的現狀挺失望,很多時候覺得心灰意冷。現在的想法就是賺錢。她對生活還有無力感,這源於生活的不易和資本的壓力。小小現為一名電視劇製片人,身處被「資本控制」的中國文化圈。中國的出版和媒體行業被政府嚴控,也受資本無形的壓力影響。她說,個人言論可能影響公司形像和價值。即使沒有政府的輿論管控,資本的手,也在影響和左右自由言論。小小∶「我現在就希望,如果錢和權能辦成事,我作為一個好人,我是掌握錢和權的人。而不是讓那些惡人掌握錢和權。這才是我奮鬥的意義。」三十而立,徐陽手下還要養活幾十位員工。作為商人,他開誠佈公地說「我不關心政治啊。」英國解密「六四」鎮壓細節稱一萬人死亡港媒刪改六四事件解密檔案報道惹關注他關心現實的小孩教育,老人醫療,夫妻買房問題。80後是中國計劃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後他們面臨撫養四位老人,和現在二胎政策放開後的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陸,買房置業從非易事。為了不讓生活品質下降,徐陽每天工作時間從睜眼到合眼–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他說要先解決溫飽,再討論政治制度。身在美國的「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說,他理解青年對政治的無感和冷漠。「六四過去快三十年,年輕一代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生存的壓力赤裸裸擺在青年眼前。」王丹說:「當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學就對政治有熱情。是社會積累到一定條件和階段才發生。」但他對未來懷有改變的希望,認為今天的學生冷漠並不代表未來也冷漠。如果中國的社會條件寬鬆了,或者出現危機了也會激發(政治熱情)。「今天中國如此,不代表未來也這樣。」王丹說。為保護受訪者,印小小、徐陽、張清、周州、陳誠皆為化名相關主題內容媒體社會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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