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國是否找到可持續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觀點:中國是否找到可持續的非民主治理模式夏明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2018年6月3日,GettyImages1989年6月4日,軍隊和武警在北京開槍屠殺;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獲得組閣權,開始了共產黨在蘇東的全面崩潰。在民主陽光道和專制獨木橋之間,中共選擇了中國特色的專制。所謂的「八九暴亂」後,行使最後定奪權的鄧小平不是沒有愧疚心的。他在接待「戒嚴」部隊官兵時,把僥倖過關歸功於改革帶給人民的實惠,而不單是槍彈的威嚇。但到了「大國崛起」時代,官方的御用文人用教訓的口吻對「八九一代」說:你們曾經試圖和共產黨賭青春,你們輸了。現在你們如果還試圖賭你們的人生,還一樣會輸。他們理直氣壯地說,那時我們不僅贏了,我們還對了。實用主義的工具價值上升為真理性的本題價值。這種心態的轉變反映在了「四個自信」上面。人大修憲:中國政治研究者的失語與驚詫想要翻譯習著作的出版社屏蔽敏感論文?「中國夢」與「完全極權」:歐美專家談修憲圖片版權ReutersImagecaption1989年,在民主陽光道和專制獨木橋之間,中共選擇了中國特色的專制。可持續的非民主治理模式?難道中共真的找到了可持續的非民主治理模式?為了避免陷入奧威爾所說的「兩面語」,我必須給出民主的確切定義:由開放、公平、競爭性選舉而選舉出的政府,由於選民和政務官員之間的競選紐帶而產生的政府政治責任,這樣的政治治理體制就是民主制。但中共根本否定了競選的價值,也就必然喪失政治責任,「官有、官治」的寡頭體制就在所難免。權力可以以暴力的赤裸形態存在,制度化進步把它變成更具理性和程序的權威,更高層次的民主化再進一步賦予它合法性。在這一權力演變的邏輯中,第一階段通常會是天下紛爭的亂世,第二階段在偉大的統一者建功立業後出現,而進入第三階段就必須配以大眾參與,提供民主體制運作和維持的能量。毛澤東在統一中國後把中國帶入「十年動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政治領域就是要進行制度化構建、避免個人集權帶來的權力任性。鄧也提出了不同時間表的大選、民主化許諾。八九學生運動的實質其實是對專制權力提出民主化轉型要求,以切實杜絶專制、官僚制度和腐敗的弊端。不幸的是,在派系權力鬥爭和陰謀論的運作下,無辜而單純的學生成了犧牲品,一個「動亂」的大屎盆子扣在了學生和民眾身上。從此以後,老的「四項基本原則」有了「新四項基本原則」做補充:恐懼、仇恨、謊言、暴力。在新威權主義的思維指導下,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四子」登科。但天安門廣場鎮壓後的十幾年,中共模仿了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實行了「硬國家、軟市場」的方針。儘管中共帶有強烈的「市場化的列寧主義」色彩,但民眾集體投入逐金大潮、加之國際生產鏈的重組和中國參與了經濟全球化,「中國奇蹟」出現了。觀察:央視姓黨輿論陣地沒有真空?BBC北京觀察:習近平「左轉」回歸毛時代?中國政府如何審查你的思想?圖片版權xinhuaImagecaption習近平視察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時,央視打出了”央視姓黨,絶對忠誠”的標語。亞洲民主道路但經濟的發展是否就讓中共的治理體系獲得了可持續發展的合法性?「放下筷子罵娘」這句話,通俗地表現了經濟業績帶來的民眾暫時溫順並非心理上認可政權的正義性。而亞洲國家的歷史也顯示出同樣的挑戰。日本出現過兩次經濟奇蹟:明治以後和二戰以後。前次因軍國主義而被毀,後一次也遭遇危機進入20多年的衰退,但民主體制保證了沒有出現前一次的災難後果。韓片《計程車司機》能為華語政治電影開路?從《芳華》和《1987》看亞洲電影政治表達太陽花學運兩週年:邁向新公民崛起社會印度尼西亞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的30年取得了聯合國社會經濟指數衡量的最佳業績,但並未挽救蘇哈托家族滅亡的命運。台灣是二戰以後、二十世紀後半葉GDP平均成長率最高的,國民黨同樣不得不開放黨禁、接受民主。韓國的光州事件、泰國1976年的政法大學事件、緬甸1988年的鎮壓都是同樣的故事。最近馬來西亞的首次政黨更替是又一個新例。總之,在經濟持續增長時期,新興的中產階級對現狀的滿意和對政權的依賴使得他們成為溫順的「不叫的狗」。但長期的經濟發展會滋生後物質主義的訴求,如環保、女權、網絡自由等。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瓶頸期和危機,就會引發社會運動,從而開啟民主化進程。「完美專政」之後面對日益成熟的、具備更高全球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中共卻採取了更簡單、粗暴的方式行使權力。在習近平任期,黨國消滅了個人,意識形態官員開始排擠技術官僚(「看齊意識」成為提拔標凖),「硬國家」開始鯨吞「軟市場」(所謂國進民退),行政瘋狂彈壓社會(城管的肆意妄為可為一例)。發展型國家的三個基本前提,官員清廉、政府高效和社會公正,逐一喪失。相對於毛澤東的「封建法西斯專政」,今天的政體則是「完美的專政」(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斯坦因·林根的說法)。21世紀的高科技(電腦技術、大數據、大眾傳媒、腦神經科學等)為一個權力實用主義至上、雜揉古今中外權術厚黑學的政權提供對13億人的全息、全天、全方位的控制。這種前所未有的壟斷權力就是中共的中國特色新極權主義專政。是否這樣天衣無縫的控制就可以保證專制政府最需要的領導地位呢?問題在於,當今的中共領導或其所謂的國師、智囊根本沒有意識到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受制於兩大定律:資源稀缺定律和投資回報遞減率。當一個國家不僅有軍費的最快增速,而且維穩費用還經常大於軍費,這個政權對稀缺資源的浪費是驚人的。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這樣的資源投入產生的是負能量,因此,在政治領域製造出「熵」現象,也不斷在增加體系大潰敗的風險。為了避免最終的潰敗,中共治理從「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擴展到「槍桿子裏面出真理」。對八九鎮壓的評價也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是非。其實,歷史並未終結,成敗尚無最終定論。2018年的許多跡象表明,我們可能還無法以線性的決定論思維來預測民主化是否一定會發生,但我們可以以概率論來判斷,中國民主化正在成為大概率事件,鹿死誰手還有待新的歷史博弈。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相關主題內容習近平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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